施燕華—新中國外交傳奇見證人
參加了中美建交談判、中美關于美國售臺武器問題聯合公報的談判，以及其他國家與我國的建交談判。1985 — 1988年，任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參贊。1989 — 1990年，任駐歐共體使團及駐比利時使館參贊。1991 — 1994年，任外交部翻譯室主任，擔任筆譯定稿。1994 — 1998年，任駐盧森堡大使。1998 — 2003年，任駐法國使館公使銜參贊。現任外交部外語專家。主要譯作有：合譯并審校《命運悠關的決定》、《英迪拉?甘地和她的權術》、《豪門秘史》、《大座鐘的秘密》，《企業家 -世界名牌創始人小傳》等及《第四帝國的崛起》、《領導者》部分章節。 成長經歷
施燕華說：“我們兄妹都愛學習，都明白學習機會來之不易，在這方面大姐給我們的影響最大。”大姐高中畢業后，面臨兩種選擇，其一是嫁人，其二就是求學找工作。她選擇了求學，考上了不用交學費的師范學校。畢業后當上了小學教師，后來又做了校長，成了全家主要的經濟支柱。大姐的事業心也特別強，她后來成為著名兒童文學作家，新中國第一本兒童故事雜志《故事大王》的名號，就來自于她的創意。
成績一直名列前茅
1946年，施燕華進入萬竹小學學習，這座學校因教育質量高而享有“上海小學之最當推萬竹”的美譽。在姐姐哥哥的影響下，她也非常熱愛學習。
當時的小學生畢業之后，面臨著上公立學校還是私立學校的選擇。施家的孩子當然上不起私立學校，年幼的施燕華依靠自己的努力，得以進入上海資格最老的學校－－敬業中學學習。在這里她的成績照樣名列前茅。1958年，她和另外一名女孩由學校推薦報考外交部下屬的北京外國語學院，成為該校英語專業學生，這個英語班上只有十來個學生。
發奮學習想做教授
施燕華說，進入大學后，她特別羨慕那些博學多才的老師，渴望自己也能成為語言教授。
在這以后的5年（當時大學學制5年），她一心一意撲在學習上。她說自己當時沒什么其他想法，寒暑假也不怎么回家，也不怎么出去玩。他們一班人學習都很刻苦，學校的閱覽室很小，常常要早早去搶位子。不過她作息很有規律，主要就是利用好課堂和自習的時間，每天晚上十點熄燈時間一到，她就準時就寢。
也是在這個時期，她開始樹立起強烈的事業心。學校的政治輔導員鼓勵女生要更有作為，在業務上追求上進，不要甘心做家庭主婦。
1963年大學畢業后，她又考取了研究生。這時學校已由外交部屬下歸入高等教育部管轄，高教部對他們的培養目標就是語言教授。但她當語言教授的夢想漸漸已變得不現實起來，在當時接踵而至的政治運動中，“成名成家”是要受批判的，他們必須成為“又紅又專”的學生。1965年，外交部以接收實習生的名義，將他們從高教部手中“搶了”過去，后來“文革”開始了，到處亂哄哄的，高教部自顧不暇，也只好由他們去了。
總理垂范謹嚴作風
施大使說：“在外交部翻譯室工作的10年，讓我養成了嚴謹的工作作風。”周恩來總理曾把新中國外交官比喻為“文裝解放軍”，并諄諄告誡說外事工作授權有限，外交人員要經常請示匯報，外交無小事，切不可掉以輕心，這讓外交工作者們養成了勤請示、守紀律、工作細致的良好習慣。
施說：“嚴謹的作風對于外事翻譯人員尤其重要。這一點從我入外交部時就已領會到了。”譯員稍有不慎，就不僅可能讓國家形象受損，而且有時還造成重大損失。初到翻譯室從事筆譯時，她就聽說了這樣一個故事：在一份中國對外援助的外文聲明上，譯員不小心在援助數額數字的后面多加了一個“0”，到后來發現問題時，領導已簽過字，文告也已公開發表，也就只好認了。施燕華說，她將這一故事銘記在心，在多年的翻譯工作中，她一直認真細致、字斟句酌。
24日在深圳大學演講中，提到譯員還要注意外在形象時，施大使又回憶起周總理當年的事情來。當時一名女譯員奉命隨總理接見外賓時，穿的是一件長袖襯衫，因為天熱，她進會客室時把衣袖捋起了，平素和善的總理一見就責問譯員：“你這像個什么樣子？快將袖子放下來。”總理自己也極其注意細節，他一天要刮好幾次胡須，有時候上午見外賓前才刮過，下午再出場時又刮一次，每次露面時都清清爽爽）
施燕華說：“在翻譯室，我更加覺得這一輩子要做一點事，要為國家服務。”也是在這段時間里，她與和她幾乎同時到達翻譯室的同事吳建民相知相愛，兩人1967年結婚，次年生下了他們惟一的女兒。
從軍墾農場到聯合國
1969年春天到1970年2月差不多一年的時間里，施和外交部的一班同事被下放到汕頭牛田洋軍墾農場；現任外交部長李肇星那時也在那里，他們后來互稱“牛友”。他們見識了臺風、海嘯，平時他們就是搬石頭圍海造田，種水稻，她還學會了種菜。外文是學不成了。她回憶說：“那時候我已經談不上有什么理想，看不到未來有什么希望。”
但命運后來出現了轉機。中蘇邊境珍寶島自衛反擊戰打響后，外交部對外文告、宣言、聲明陡然增多，而外交部當時經過“文革”中的歷次沖擊，本部只剩下屈指可數的一點點人馬，于是開始召回被下放到外地的原工作人員。施在“文革”中沒有“極左”行為，也沒有去“奪權”，表現還可以，因而也回到了外交部翻譯室。
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復，從1971-1975年，施吳兩人都在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工作，施任英文翻譯，吳任法語翻譯，承擔我常駐代表、副代表外交活動的口譯和他們在安理會等會議發言的筆譯任務。
活躍于外交舞臺
施說，1975年她回到國內。這時鄧小平復出，外事活動多了起來，她更多地負起為國家領導人做口譯的任務。這時離她入外交部差不多已有10年，這種漫長的過渡期在翻譯室并不多見。最開始是因為她年紀還小，后來就是因為她并非工農兵出身，沒能成為組織上的培養重點。
1975-1985年在外交部翻譯室工作期間，她擔任鄧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領導的翻譯。她同時還參加了中美建交談判、中美關于美國售臺武器問題聯合公報的談判，以及其他國家與我國的建交談判。1985年以后，她歷任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參贊等職務。1991-1994年，她任外交部翻譯室主任，擔任外交文件筆譯定稿。
1994-1998年，施燕華出任駐盧森堡大使。1998年，她以公使銜參贊身份，與丈夫吳建民一道出使法國。吳先生后來對媒體說：“我到法國去當大使時，她也隨著去了，她不去不行。因為法國的習慣，晚宴特別多，女主人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總不能借一個來吧。為了支持我的工作，她只好放棄自己的工作。不過她除了做好大使夫人外，還以女外交家的思維和敏感給了我很多幫助。”
2000年2月，施燕華從任上退休，外交部的聘書就寄到了駐法大使館，聘她為外語專家。她現在仍然在外交部翻譯室從事一些筆譯工作，更多的精力則放到了培養年輕人、促進社會翻譯事業進步方面。
主持人：最后問一個故事，您現在是外交部的外語專家，有很多年輕人想從事外交翻譯的職業，您能不能給他們提一些建議，怎么樣做好外事翻譯的工作？
施燕華：確實，外交翻譯是很迷人的職業，我說的是“外交”。因為外交是國與國之間的關系，所以我們在外交部從事的筆頭也好、口頭也好，都是很高層次的政治方面打交道，涉及到國家利益。因此引起了這個問題，作為外交翻譯，你必須在政治上很敏感。
比方說做口譯的時候去談判，你必須要了解對方的觀點，你事先要有準備。如果不知道，你有的時候會不清楚，他里面用的一些小詞，有很細微的差別，外交上非常講精確。如果你翻譯的不準確，就可能產生誤解。對我們國家來說，我們要最大維護主權的完整。當時有香港問題、澳門問題，而且還有臺灣問題。
當時香港是租給他們的，不是我們割讓給他的，這一點我們腦子里就要很清楚。正因為是“租”，所以我們說香港歷來是中國的領土。香港當時說是回歸中國，非常強調是中國恢復在香港行使主權。因為是租給它，主權暫時給它，但是這塊土地還是中國的土地。所以類似這種政治上很敏感的事情，自己要很清楚。這樣在翻譯的時候比較有把握，不會出什么大的政治上的問題。
就像我剛才說得，中美建交廢約，我們的詞是什么，他們要求怎么改，有什么區別，為什么要這么做。所以我們開始一直說廢約，因為我們認為這是不合法的，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你跟我們的一個省簽訂這個條約，根本沒有法律的合法性。所以我們要廢除。所以這些詞的用法，不是說你英文好就行了，要跟你的政治頭腦、政治上的敏感性相聯系的。這是第一條。
第二條，我覺得不管做什么，外事翻譯也好，其他翻譯也好，要能夠做得住，踏踏實實地學。翻譯和其他職業有很大的不同，其他職業做完之后，回到家里看電視、玩都行。但是翻譯成天有一根筋在那里，我聽中文廣播的時候也在聽，這個是新詞。我們在上世紀50、60年代的語言和現在的語言很不一樣，英文也很不一樣。
現在英文的語言里面，關于信息產業方面的特有詞匯很多。如果你不學，那就什么都不懂，人家說IT，你都不懂，那就翻譯不了。所以要時時刻刻地學習，學習就要能夠踏踏實實，靜下心來。而且還不能說，我學會了，不行。到現在，我經常查字典，人家問我，我都要查字典，從來不覺得我翻譯的東西是最好的，沒得可改進的。
任何一個翻譯，你是第一流的，你的東西也有可改進的東西，因為它是兩種文化，不可能完全翻譯的形似神似，所以不斷的要學習，而且自己要踏踏實實地學。社會上現在有很大的矛盾，就是浮躁，總想著能夠輕輕松松的，而且在網上Google什么都能夠找到。但是我覺得Google上有些譯法是不能用的，他們寫的是有感情、感受的，不能說一個詞在Google上查一下就能夠用。所以這是很艱苦的職業。
外交口澤人員在促進國家關系，增進國與國之間的了解等方面起著橋梁作用，其服務對象是中外領導人或各級政府官員，_l幾作的議題從國家安全，經濟關系到移民問題，保護僑民合法權益等，一切需要由豆叨荷做出政治決定來解決的，都屬于外交會談或談判的內容。
對于外交翻譯，周恩來總理曾說:“這項工作很值得，不能輕視這一行。”他還說:“沒有翻譯，重要的事，雙方一起相對無言，動都動不了。”
外交口譯的特點是政治敏感性極強，翻譯必須精確，不能走樣。一名合格的外交翻譯必須熟悉我國的政策，了解各種國際問題及雙邊關系的背景，不僅熟悉本國的文化，也應熟悉有關國家的文化。
一、政治敏感性。外交口譯人員，對于什么是國家的核心利益，應該怎么表態，哪些關鍵的詞要特別注意精確，都應該“心中有數”。
l、臺灣的稱謂。臺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任何有關臺灣的提法都必須符合這一點。
對于臺灣而言，中國是“大陸”，the mainland，從中文來講，我們說“中國大陸”，而從不說“大陸中國”，所以英語中，可譯China’s mainland，而不是the mainland China，因為后者有兩個中國之嫌。
我國加入亞洲開發銀行時，臺灣已是成員。為避免造成“兩個中國”的印象，臺灣必須改名。所以在談判中，一個需解決的重要問題是臺灣在亞行的稱謂問題。最后達成的協議是臺灣以“中國臺灣”的名義繼續留在亞行。英語是Taiwan, China。
后來，我國進人國際奧委會，臺灣用的是Chinese Taipei，“中國臺北”，臺北拼寫是用臺灣的慣用名，這無損于我國的領土完整。亞太經合組織成立時，也沿用了這個名稱。在臺灣的稱謂上，必須明確什么是錯誤的譯法，什么是正確的。正確譯法:Taiwan，China; Chinese Taiwan; Chinese Taipei。錯誤譯法:Taiwanese China，Taiwan(China)。中國大陸正確譯法: China’s mainland，Chinese mainland，the mainland of China。錯誤譯法: the mainland China。
在亞太經合組織中，中國共有三個成員:中國大陸，香港特別行政區，中國臺灣。在統稱亞太經合組織成員時，有人會不經意地說“成員國”，譯成外文時一定要改為“成員”(members)，并稱香港臺灣為“經濟體”(economies)或地區(regions)。
香港回歸前，我們對香港的地位有嚴格的界定。香港不是英國的殖民地，它是租給英國的，也就是說，我們從未放棄對香港的主權。所以在同英國談判香港回歸的問題時，我們十分強調是“恢復行使主權”，resume the exercise of sovereignty，在翻譯中，即使中文簡稱為“香港回歸”，我們也總是說“恢復行使主權”，這樣更為精確。
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它的政治、經濟制度不變，有獨立的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等。但象征權的外交、國防屬于中央政府。有時有的領導出現口誤，說:“香港擁有行政、立法、司法、外交權……”，這時翻譯就應自動糾正，不譯“外交”。
周總理說:“外交談判，談判代表本人水平固然很重要，但翻譯也重要。翻譯強的可以幫助把邏輯上、詞句上不夠恰當的糾正過來。”翻譯人員懂得政策，就會有把握自動糾錯。例如:“香港特區將會保留自己的政府，自己的社會，自己的經濟、自己的生活方式。”照字面譯是: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will retain its own government, its own society, its own economy and its own way of life. 香港回歸后，它的政府能不變嗎? 它原來的政府是英國人主導的港英政府，回歸后，組建的特區政府是“港人治港”，因此，retain在此是不合適的，應該用have。而中文的“保留”，也可解釋為“有它自己的政府”。這句話可譯為: The HKSAS will have its own government, retain its own social and economic systems and its own way of life.
2、領土爭議問題。由于歷史原因，我們同日本、越南，菲律賓等國有領土爭議。所涉及的地域也是各有各的名字。我們叫“釣魚島”，日本人叫“尖閣群島”(Senkaku Islands); 我們叫“南沙群島”，西方國家稱其為Spratly Islands，我們的西沙群島也被稱為Parasol Islands。口譯人員應對兩種名稱都有所了解。如果對方說Spratly Islands，翻譯給中方領導時，就要加以解釋，“即我們的南沙群島”，否則他可能聽不懂，反之，我們把南沙群島譯成英語時，必須堅持用我方的名字，不過為了讓對方聽懂，可以補充說What you call Spratly Islands。
3、詞語的選擇。詞語的選擇在外交翻譯中特別重要。用詞不當會引起外交事件，甚至影響兩國關系。在中譯外時，尤其要確切了解中文詞句的確切意思。中文中一詞多義的很多，把握分寸很重要。我們常說“關心”或“關注”來表示對某一問題的注意。譯為英語，可有下列選擇:be concerned about: an uneasy state of blend interest，uncertainty and apprehension.take an interest in: a feeling that accompanies or causes special attention to an object or class of object.pay attention to: sympathetic consideration of the needs and wants of other care about: feeling concern, interest, emotion
這四種譯法在程度上有很大的區別。不少譯員一聽見“關心”，就對號人座，譯為concern，在有些情況下是可以的，在有些情況下則不妥。
某一友好國家發生軍事政變，外交部發言人說:“中國對XX的局勢十分關注，正在進一步了解事態的發展。”現場譯為:China is very much concerned about the developments in XX and is watching closely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用concerned一詞包含了對軍事政變憂慮的意思，對方產生了誤解，向我們進行了交涉。
我們的一貫政策是不干涉別國的內政，實行睦鄰政策，這樣的翻譯顯然是不符合我國一貫的立場的。這句話似應譯為: China is following closely what is happening in XX. 由此可見，一字之差，會影響到兩國關系。“中國政府也很關心人權問題。”如果譯成: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concerned about human rights in China. 就意味著中國政府對人權狀況感到擔憂。實際意思應該是:The Chinese Government cares about human rights in China.“我們對閣下的健康很關心。” 這里也不能用We are concerned about Your Excellency’s health，好像他的健康很成問題，令人憂慮。這里的“關心”很難從字面上譯，只能考慮母語是英語的人在同樣的情況下會怎么說。我想他們可能說: we wish you a quick recover. We hope it’s nothing serious. We pray for you health等。
總之，在遣詞造句時，外交口譯人員首先要考慮的是某個詞的政治含義。
二、了解背景情況。對于所有的翻譯人員，了解雙方談話主題的背景，各方的立場、觀點等很重要，有助于在翻譯中選擇適當的詞語來表達。周總理曾對翻譯人員說:“做口譯是不容易的，知識面要廣，資料要多，來得要快。”“要多看談話記錄，領會精神，按談話精神來譯，不是一句一句直譯。”
參加外交談判的翻譯，腦力勞動的強度很大，如果對所談題目很熟悉，就會減少一部分工作的緊張，掌握主動權。在翻譯過程中，就會知道哪句話是關鍵，必須特別注意，慎重選擇用詞;什么地方要加重語氣;什么地方速度要放慢，讓對方充分消化。做到“得心應手”。有時翻譯免不了會漏一、兩個詞，或一個短語，對情況不熟悉的翻譯，往往會把關鍵的一個小詞遺漏了，而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些非實質性的內容上。
這里舉一些背景知識對翻譯準確性的影響。
1、 上世紀6O年代時，中國與當時的錫蘭(今斯里蘭卡)有一個“米膠協定”。即我們的大米換錫蘭的橡膠。但是在口語中這個“膠”字很容易被誤解為“蕉”，香蕉。加上有的領導說話有很強的地方口音，即使他向你解釋是“橡膠”，聽起來還是“香蕉”。況且錫蘭確實生產很多香蕉。如果對兩國經貿關系的情況不了解，就很可能把“米膠協定”譯為“大米換香蕉”的協定，那就錯了。
2、在準備過程中，必須對對方國家的基本情況，地理位置、鄰國關系、自然資源、經濟發展情況等有較全面的了解，把一些特殊的詞匯查到、記熟。也是上世紀6O年代，非洲某一個國家領導人來訪，雙方談經濟合作問題，對方提出他們生產很多cassava，希望中國能幫他們利用起來。翻譯不知道何為cassava，這一下子就卡殼了，幸好在場的有人知道，就提醒說，是木薯，有很多淀粉。否則很難想象關于這項目的合作談判能否進行下去。
3、了解我國與對方國家關系及歷史有助于選擇適當的詞語。馬其頓1993年與我國建立了外交關系。1999年，因它同臺灣建立了所謂“外交”關系，我國宣布中止與馬其頓的外交關系。2001年中國與馬其頓恢復外交關系。我方在談及中馬關系l0年的情況時，說:“中馬關系走過了不平凡的10年。”對“不平凡”一詞應怎么理解?是理解為“不同尋常”、“特別”、“非凡的”還是“出色的”、“了不起的”? 譯為英語，也可以有多種選擇。可譯為:extraordinary，即“特別的”、“非凡的”。他有著不平凡的經歷:He has an extraordinary experience. 他是個不平凡的人: He is very special. He is a remarkable man. 一位不太了解背景的翻譯把它譯成了: The past 10 years has been remarkable for China-Macedonia relations. 這句話實質上是對過去10年中馬關系的評價，10年中，中馬關系并不是一帆風順的，中間遭受了斷交的曲折，因此我們不可能對它完全肯定。似應譯為：The past ten years have been eventful for China-Macedonia relations. 或: The Past ten years have seen twists and turns in China-Macedonia relations. .總之，要把建交、斷交、復交這種復雜的情況表達出來。
歐盟建立到現在已有50多年歷史，從最初的煤鋼聯營到90年代初提出建立具有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政治聯盟。但是歐盟的政治聯盟不像北約那樣，它不是一種結盟形式，而是27個國家的聯合體。有的翻譯把它譯成了political alliance，應該是political union, 顯然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這說明，翻譯對歐盟發展的歷史了解不夠。
在描述兩國領導人會談的表述中，我們常用“坦誠”二字。漢語是單音節的語言，用兩個以上的字組詞，是漢語的特點，有的是重復的，如“增強”，“學習借鑒”等; 有的則是有實際意思的，如:“利弊”，“困苦”等。如果一個詞語中的兩個字各有意義，就像“坦誠”，是“坦率”和“誠懇”兩個字組成的，我們也可以說，“坦率”、“誠懇”是同義詞，因為“誠懇”地跟某人談一件事，肯定是坦率的，不會遮遮掩掩的。但是他們的意思各有側重。“坦率”側重于直截了當，而“誠懇”側重于“真心誠意”。翻譯時要了解兩國關系的情況，如果兩國關系較好，交換意見比較深人，可用sincere，反之，則用candid或frank。但frank的份量比candid重。有一次，兩國外長會談后要發消息稿，其中有一句話:“進行了坦率友好的會談”，我開始澤為frank，對方立即提出疑義，說: 這樣新聞界就會猜測我們雙方吵架了。后來，根據對方的意見改為:candid。
4、翻譯還承擔對外解釋的任務。外交翻譯的“基本建設”，就是經常要背一些重要文件的關鍵句或關鍵詞。在談到世界和平與安全問題時，常用的引語是聯合國憲章關于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的部分; 在雙邊會談中，可能引用一些雙邊協定的內容。這樣在工作中，就可隨手拈來，毫不費勁，使你可集中精力解決一些較難譯的詞句。
在中美關系方面，有三個公報是經常作為中美關系的基礎提到的，但是中國領導人往往只說，中美之間要遵守三個公報，而不具體說是哪三個公報。這對美國人來說是沒有問題的，他們都很清楚。但是在對其他國家介紹中美關系時，我方領導人也常說:“中方要求美方遵守中美三個公報。”這對許多國家的領導人來說，未必知道。盡管中方領導沒說，翻譯還是應該把三個公報全名及涉及的問題講清楚。1972年的《上海公報》、1979年的建交公報、1982年關于美國售臺武器的公報。最后這個公報，我們經常講8?17公報，完全照中文譯是不清楚的，應該把發表公報的年份以及有關問題講明。
同樣，中日關系中也有三個重要文件要遵守，即使是英語翻譯，對中日間的三個重要文件名稱，主要內容、英語譯法也必須弄清楚。因為在向第三國介紹中日關系時，我方領導往往會提到有關的文件，甚至文件里的關鍵句子，例如，中日聯合聲明中有一句話，是我們常說的:“日本政府痛感日本過去由于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反省”一字是從日語譯過來的，英譯文是: The Japanese side is keenly aware of its responsibility for causing enormous damages in the past to the Chinese People and deeply reproaches itself. 比我們通常理解的“反省”語氣要重，有自責的意思。外交文件都是經過反復推敲，雙方都能接受的，所以在引用時，必須絕對準確。
在介紹國內情況時，我們也常用一些數字概括某些提法或政策，比較突出的是“三農”問題。有些領導人習慣這么講了，翻譯可不能直譯為“有關農業的三個問題”，要把“三農”的內容，即農業、農村、農民都譯出，這樣外國人才能懂。與此有關的還有“大農業”，“大農業”不是large scale agriculture，而是指農林牧副漁，不知道英語中有無對應的詞，也許可譯agriculture in a broader sense，再加以解釋。
我們還常說:新中國成立后，……。如果照譯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也沒錯，但對外國人來說，他不一定能記得新中國是哪一年成立的，所以這樣的譯法表示不了時間概念。一個好的翻譯就會把年份加上，或干脆說:Sinee1949…，比譯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更為清楚。
三、尊重對方的文化習俗。各國文化習俗不同，有不同的禁忌，不同的愛好。西方國家關于狗的詞語大多是好的，而漢語中關于狗的提法多數是貶義的。當英國人說:I am a jolly dog.譯成中文當然不能說:“我是一條快樂的狗”，中國人會覺得很怪，怎么把自己稱作狗啊? 當中國人說:“痛打落水狗”，西方有些人就會有意見，這是虐待動物啊!
1、對政治術語的新理解。各國經歷的歷史不一樣，都有不同的立國理論。我國的政治詞匯受前蘇聯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影響很大，在1979年改革開放前，長期處于封閉狀態，形成了獨特的話語體系。現在有些政治術語已經很少使用了，有些還在用，但是有了新的內容，翻譯也應該體會某些術語本身的含義，而不必拘泥于過去的譯法。
我們常說: 唯物主義，唯心主義。在馬克思的哲學里是:materialism，idealism。確實，在早期的或大一些的英語詞典里也能找到這類解釋，比如“唯物主義”，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second edition: The philosophical theory that physical matter in its movements and modifications is the only reality and that everything in the universe，including thought，feeling，mind and will，can be explained in terms of physical laws “唯心主義”: the philosophical theory that the object of external perception, in itself or as perceived, consists of ideas.
現在新版的詞典里有的已經不列人這一解釋了，有的把這些解釋放在定義的最后，說明這兩個字定義的演變。Oxford Illustrated Dictionary對“唯物主義”的定義是: a tendency to consider material possessions and physical comfort to be more important than spiritual values. 中文是: 實利主義，物質主義。也就是說只注意物質方面的追求。這就是英語國家里大多數人對這個詞的認識。所以當領導在談到國內的問題時說:我是唯物主義者。我想更多的是指他保持清醒的頭腦，對困難和存在的問題，采取實事求是的態度。似可譯:1am a realist.
“唯心主義”也是一樣，idealism作為哲學的解釋己退居第二、第三位，在西方，多數人對這一定義已不了解。他們看到這個詞，馬上會理解為“理想主義”，所以過去西方一些評論文章常說: Mao is an idealist. 意思是毛澤東是理想主義者，他有些想法是不現實的。
現在我們講話中新的政治術語很多，包含的意思有時很含糊，甚至包羅萬象，這對翻譯造成了困難。我想我們要理解其核心意思，把最主要的意思表達出來。
在譯這些術語時，應盡量考慮到不懂漢語的外國人能否準確理解。例如，關于反恐，我們說:“實用主義和雙重標準都是有害的。”有的翻譯一聽“實用主義”就譯，pragmatism，確實，Pragmatism是有實用的意思，但中文里“實用”加“主義”就成了貶義，英語中此詞并無貶義。Cobuild: pragmatism: is a way of thinking or dealing with problems in a practical way rather than by using theory or abstract principles.我建議譯：Expediency and double standard are both harmful. Self-seeking and double standard are both harmful.
2、注意文化的禁忌。尊重對方的習慣，避免使用他們感到反感的詞。在我們的語言中，不避諱“血”、“肉”等字，如“血肉關系”，“鮮血凝成的友誼”、“血濃于水”等，外國人聽起來覺得血淋淋的，很反感。最好不要直接譯出來。比如“海峽兩岸的同胞血濃于水”，能否譯:There exists affinity between the compatriots across the Straits.或者干脆用解釋的辦法: when our compatriot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Straits are in difficulty，we on the mainland are the most eager to help.
我們在談到人權時說: 經濟發展是維護人權的基礎，它們之間的關系猶如皮與毛之間的關系，“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漢英詞典提供的譯法是: with the skin gone，what can the hair adhere to? 看了不禁令人毛骨悚然。不妨來個意譯: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the basis of human rights. Without the basis，human rights is just like a castle in the air. (此處human rights作為整體，故用單數。)
3、詞語的時代性。語言是隨著時代發展的，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語言，同一個詞的固有意思往往經過時代變遷，打上了某一時代的烙印。譬如“緩和”，在冷戰時期，指的是美蘇之間的緩和，用的是détente，現在我們也講國際形勢緩和，就不能用這個詞，而用relaxation，因為détente變成了冷戰時期的專利，使人們想起那虛假的緩和。
我們講，最基本的人權是生存的權利。本來譯為:the right to life，挺好。但是在西方國家發生反墮胎運動后，這個詞語的意思就“變味”了。反墮胎者的口號就是the right to life，the right to live，如果我們也這樣譯，就會產生誤解。只好譯: the right to existence; the right to survival.
4、成語、詩句的翻譯。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一個重要的差別在于，中國人喜好抽象思維，用的語言有時比較隱晦。現在的領導人還特別喜歡用一句古詩來婉轉地表達自己的意思。
有些漢語成語，如“一日遭蛇咬，三年怕井繩”、“百聞不如一見”，等，可直接找到對應的英語成語: Once bitten, twice shy. Seeing is believing. 如果借用英語成語，就必須注意不能說:We in China have a saying that goes:… 只能說:We in China have a saying which is similar to yours… 我覺得，即使有現成的英語成語，有時不妨直譯，更有中國味兒(這里不是要用中式英語): Once bitten by a snake，one would shy at the sigh to a rope. Seeing it once is better than hearing about it a hundred times. 其效果在于能使氣氛活躍起來。
漢語中有些成語與英語中的成語很相似，但他們是“假朋友”，因為他們所表達的意思大相徑庭。例如:同舟共濟。人們往往只注意“同舟”，想到英語中也有一成語:“to be in the same boat”.但是他們沒想到中文的“同舟共濟”重點在“濟”，即相互幫助。而英語的“to be in the same boat”強調的是在同一條船上，處境相似。詞典的定義是:to be in the same situation，predicament or trouble.香港回歸前，我們領導人曾對英國人說:“中英雙方都面臨維持香港繁榮穩定的問題，應該同舟共濟。”如譯為: we are in the same boat. 傳達的意思就是維持香港的繁榮穩定很困難，中英雙方處境都不利，這顯然不對。可以譯: As both the Chinese and British sides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of maintaining the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we must help each other，just like Passengers crossing the rive in the same boat. 在引用詩句時，通常是一種隱喻，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不易理解。
如去年在李肇星部長的記者招待會上，一位記者起來提問時說:“我來自一個小國家……”李部長就用劉禹錫《陋室銘》中的一句話回答說:“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我記得翻譯是這樣翻的:A mountain is famous not because of its height.李部長接著用英文補充了一句:Countries，big and small，are all equal (“國家不在于大小，一律平等。”) 李部長顯然覺得只譯“山不在高有仙則名”不能完全表達他想說的意思，所以來了個“注釋”。這給我們一個啟示，譯中國成語和詩句時，要適當加以解釋。
同樣，老子的一句話: 治大國如烹小鮮。如果只譯:To run a big country is like cooking a small fish.估計大多數人不一定能理解其中的意思。美國里根總統訪問中國時，他的宴會講話中引用了這句話，但后面加了一句on’t overdo it.有“畫龍點睛”之效果。這是另一個文化背景的人對老子的解讀。口譯不同于筆譯，古詩譯文印在紙上，讀者有時間去研究，去查閱詩的背景等，也許能正確理解。而口頭說的，幾秒鐘的時間，不允許對方去琢磨，因此口譯人員有責任用最簡單的語言把它解釋清楚。這需要我們積累古文的知識，特別是對經常要用的一些引語理解透，并熟記其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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